我们处在一个庸众横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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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文学史上这一场盛大的葬礼应该是从2008年法国新小说主将阿伦·罗伯－格里耶之死开始的，接着是2009年的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2010年的美国小说家塞林格，2012年的英国左翼学者霍布斯鲍姆，2013年的爱尔兰诗人希尼和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2014年的南非小说家戈迪默，当然最沉重的是大师马尔克斯（2014年4月17日逝，即将周年祭）。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今年春天来到了高潮，先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Tomas Gösta Tranströmer，3月26日逝），接着是4月13日同一天离去的两位大作家：德国的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与乌拉圭的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两人都曾分别肩负欧洲与拉丁美洲的异议者、文学良心的责任，因此他们的死亡不只是前卫文学家之死，也是质疑固有体制之抵抗战士之死，两重身份的结合，使他俩成为20世纪中叶出来的那批积极介入政治的精英作家的典型。
上个世纪中叶，文学艺术群雄辈出，激荡的六十年代正好成为他们议论的佐证与雄辩的讲台。至今五十年过去，花果凋零，所以我们这个世纪初注定是不断哀悼和为父辈入殓的时代。我们这些后辈作家从来没有这么密集地写悼念文章——以至于在朋友间获得了不无调侃的“文学入殓师”的称号。
入殓师的悲哀不足为外人道，正如香港作家西西早年成名作《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结尾写的：
“或者，我该对我的那些沉睡了的朋友说：我们其实不都是一样的吗？几十年不过匆匆一瞥，无论是为了什么因由，原是谁也不必为谁而魂飞魄散的。夏带进咖啡室来的一束巨大的花朵，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他是快乐的，而我心忧伤。他是不知道的，在我们这个行业之中，花朵，就是离别的意思。”
她那个行业，就是香港六十年代的入殓师。而套用到此刻的文学传承结构当中，我们一代作家与那一代大师之间有着相似与亲密，反而是与同代人——就像小说里那位不知情的男友——之间存在荒诞的隔阂。
隔阂源自语境分割，我们日益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面对我们的语言。有人戏称为二次元人与三次元人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在所谓的后现代的二十一世纪初，甚至在作家群体内部出现。
譬如说日前关于某位网络红人的鄙俗“潮语”的讨论，秉承上世纪严肃文学传统的作家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对语言的粗暴驭使，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海德格尔的“语言是通往存在奥秘之途”这样的诗学观。
但另一种作家明显更容易拥抱“潮语”，因为后者带有先天的合理性——它源自大众，拥抱它，就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政治正确，还带点新左翼的时髦。
这也是上世纪后半叶开始显示出来的作家艺术家不自觉地向公众趣味的俯就问题，这种俯就在革命年代体现为对共产主义及其领袖阶级的美学伦理学的俯就，现在体现为对所谓亚文化／潮流文化的俯就。
这是左翼政治正确之中一个颇为尴尬的误区——知识分子以自我矮化来显示自己的“进步”，这尤其出现在中国当代，“洗澡”与“再洗澡”的时代。
其实关于知识分子、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矛盾问题，格拉斯有着精湛的言说：“艺术家和公民？难道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艺术家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扮演反公民角色？或者，一种把公民称为成年人的社会政治态度——这也是我的态度——可以把艺术家视为一个离群者，应该被容忍，应该获得特别照顾，使他可以像一个十九世纪天才那样欢娱——免得资产阶级连一点惊慌的刺激感也没有？不错，我是一个作家，却也是一个公民。我的政治工作并未局限于撰写和签署决议案这类没有风险的事情。”（格拉斯1973年的演说《我们社会中艺术家的言论自由》［黄灿然译]）。这里的讽刺指向自身，但是并不妄自菲薄，因为其前提是作家的坐言继而起行、以及他面对的是合格的公民。
作家既作为反对权威、权势甚至建制的先锋，又作为警惕大众当中某部分庸众趣味（背后实际上被消费主义操控）的先锋，并不矛盾。这种尺度，拿捏得最好的，恰恰是格拉斯与加莱亚诺这样的西方真正进步作家。格拉斯尽管年轻时曾误入纳粹，但却是民主文学的重要发声者（他的自传《剥洋葱》显示，两者甚至是因果关系，他选择后者是对自身的反拨救赎）。
何谓一种民主的文学、民主的诗学，是基于现代主义中作家与公众永恒的敌意之上的和解，文学拥抱普世价值同时又作为普世价值与人道主义的监督者存在，保持对不同社会制度或者乌托邦的警惕——靠的是文学自身的去蔽破惘之力，和非功利心。
现代主义代表诗人里尔克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沉重的时刻》，可谓二十世纪上半叶诗人与他者关系的写照，很像蒙克的画很存在主义，其开头与结尾是：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在哭我
……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陈敬容译）
（蒙克的《死者之床》）
而以诗人出身的格拉斯，其成名作包括一首戏仿《沉重的时刻》的诗《儿歌》，既是对前者的解构颠覆，也是让前者在新的语境下再生的魔术，象征了“现代主义之后”时期诗人对世界的挑衅与拒绝：
“谁在此说话呀，或说或沉默
沉默的人，自由自在。
在此说话的人，业已沉默，
他的理由何在。
谁在此死亡呀，死去了吗？
死亡的人被遗弃。
在此死亡的人，不腐败
是没有理由去世”（李魁贤译）
格拉斯也以此为父辈里尔克入殓，然后创造新的遗产给我们。还是在那篇著名的演说《我们社会中艺术家的言论自由》里，他辛辣地指出前辈精英艺术家隐含的危险：
“一旦艺术家必须通过克服常常隐含滥用权力的社会环境，为相对的自由或特殊地位付出代价，他们也就变成孤立的精英，满足于游乐场的自由。他们的艺术，无论是糊里糊涂还是遮遮掩掩，都只会变成一种有利于奴役的事态的橱窗装饰，艺术家则变成这样或那样的权力的妓女。”
“孤立的精英”这一说法非常精辟，而解决其尴尬的妙方，正好由加莱亚诺所提供：“拥抱的精英”。熟悉加莱亚诺的中国学者索飒在加莱亚诺《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序言中阐释其为一种新型的反体制精神：“反体制精神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的怀疑论或虚无主义。后者貌似特立独行，实则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个人中心文化范畴。反体制精神具有鲜明的认同感，它认同人类文明的基石——友爱精神，它认同不公正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底层受辱民众。”这种“横向的互相尊重”，加莱亚诺直接表现为具象的“拥抱”。
相对于他的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我更喜欢《镜子》。关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加莱亚诺说过：“我今天不敢再重读那本书了。对我来说，那传统左派的语言太笨拙。当年我没有足够的修养；虽然今天我不后悔写出那本书，但那个阶段已属于过去。”而《镜子》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始终在给伪左派们演示什么是真正的、当代的左派作家，他的冷峻和热烈都是一面镜子，让那些本质上是保皇党的伪左派汗颜。
他和他的文字内容甚至文风（冷讽式断片写作）呈现出矛盾的魅力，正如他写的一个叛逆的女性：她喜欢被禁止的思想、被禁止的人、黑颜色的头纱、巧克力和温柔的歌。他呈现的除了一个从苦难的南半球倒着看的世界，还有一个从叛逆者角度反着看的历史。
最难得的是他的批判充满了幽默感与诗意——这也是格拉斯小说与讽刺诗当中洋溢着的。搁今天看来，你也许会追认他们为公知作家的先行者，但他们比公知更是一种进步的、新颖的知识分子——索飒说：“这种知识分子在拉丁美洲被称作对人民‘承诺’的知识分子（comprometido，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台湾知识界有时译为‘同伙知识分子’）”强调的依然是其“拥抱”的力量。
在价值混乱、虚无弥漫的今日，这未尝不是格拉斯和加莱亚诺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写作的内外，作家仍然可以如此行动，应当如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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